第58章 论韩非子（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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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又称韩非子，战国末期韩国新郑（今属河南）人。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法家学派代表人物。

韩非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于一身，将辩证法、朴素唯物主义与法融为一体，为后世留下了大量言论及著作。其学说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统治阶级治国的思想基础。

韩非著有《孤愤》《五蠹》《内储说》《外储说》《说林》《说难》等文章，后人收集整理编纂成《韩非子》一书。

韩非出身韩国宗室，约韩釐王十五年（前280年）出生于战国末期韩国的都城新郑的一个贵族之家。

韩釐王二十年（前275年），韩国难深重。韩非始读“家有之”的商、管之书和孙、吴之书，也读各类杂书。

韩桓惠王十年（前262年），秦将白起率兵攻韩，一下攻取五十城。韩国上党郡守降赵。韩国统治层开始分崩离析。在此前后，青年韩非开始上书，这个历程约为五年。

韩桓惠王十五年（前257年） ，韩非痛恨治理国家不能寻访任用贤明的人才，反而提拔浮夸之人在有实际功绩的人之上，于是开始埋头著述。

韩桓惠王十九年（前253年），荀子离开稷下后，来到楚国，春申君任命其为兰陵令，继续受徒教学。在此前后，韩非投奔荀子门下，“学帝王之术”，同学者有李斯等人。

韩非的书传到秦国，秦王非常赞赏韩非的才华，他看到韩非的文章后说：“寡人若能见到此人，与他交游，便是死也没遗憾了。”韩王安三年（前235年），因秦国攻韩，韩王在危急关头召见韩非，与韩非谋划削弱秦国的实力。

李斯、姚贾陷韩非，诋毁他说：“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如今您想兼并诸侯各国，韩非终究向着韩国而不会向着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如今您不任用他，留他很长时间才放他回去，这是给自己留下后患，不如加罪于他依法惩治他。”秦王认为他们说得很对，便将韩非交法官治罪。”李斯指使人送毒药给韩非，让他自杀。韩非想亲自向秦王表白，没能见到。后来秦王十分后悔，派人赦免韩非，韩非已经死了。

韩非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他面对战国末年新旧势力激烈斗争和诸侯割据的局面，总结了天子弱小而诸侯强大的历史教训，主张建立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在他的著作中，出现像“新圣”“严天子”“王资”“帝王之资”“兼天下”之类的词句就反映了他的这种愿望；而他在《扬权》篇中更明确地指出这种统一的君主集权要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以统一代替分裂，以集权代替割据。

为了使君主的神圣权力不受侵犯，韩非主张尊君卑臣，并提出要“强公室，杜私门”（《内储说下》），主张对那些私门势力和好比恶虎一样的权臣，要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主道》），予以坚决铲除和镇压，韩非的这一主张虽然在当时对于打击那些“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孤愤》）的擅权重臣有进步作用，但他把君权绝对化并认为君臣利害必然相反，也加深了君臣的矛盾。

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韩非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韩非持历史进化的观点，认为时代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如果不从当今的实际出发，而一味地美古代先王，去法古代，“非愚则诬”（《显学》），既然时代变了，治国的措施也应随之改革，因而他主张“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他认为，“上古竞于道，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决不能以宽之政，治急世之民”（《五蠹》），只有实行系列有利于建立和巩固新兴对建度井促成大统的政策，才是顺乎历史潮流。韩非的这种具有发展进化的历史观，是他主张实行法治的理论和思想武器。

韩非的法治思想是以进化的历史观作为推行法治的理论基础，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作为奋斗理想和目标，以“以法治国”作为他思想学说的核心，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为他观察事物和斗争的武器，它们有机联系，浑然一体，构成了韩非的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韩非是战国末期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

韩非重点宣扬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社会时期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治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儒家讲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更把它发展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即使是对高贵的人，有权势的人也不徇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