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第四章 围绕着典史职位的角逐
“不错，在远古时代，一个民族屠杀另一个民族的人民，是常态化的，是被人看为正常的。但是，基督来了，就不是这样。对，是的，一切都改变了。决定性的一切，不是一个一个民族，而是一个一个单独的个人。如果你信了基督，你就是一个民族的人了。”
“如果以民族来划分哪些人该生存哪些人不该生存，这是一种愚蛮的方法。格里高利中尉。打个比方说吧，就说你是忠于沙皇的一派，别人是忠于革命的一派，这两派人一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怎么区分哪些人是哪些人呢？”
谢廖沙还觉得批判的不够重，又大声地质疑道：
“在俄罗斯流传的福音书实在是太不靠谱了，有很多篡改。你说的不符合福音书的精神。没有“信基督的得永生，不信基督的下地狱”这一说。格里高利中尉，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和其他教会的谬误才离开神学院的。”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谢廖沙盯着格里高利的眼睛，坚定地说：
“行善的人得永生，作恶的人不能得到永生。”
格里高利的脸好像突然僵住了一样，没有话来回答谢廖沙的疑问，似乎他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估眼前的年轻人的智慧水平和思想深度。他显然没有料到谢廖沙会有这样的、他从没有听过的真知卓学。他拿着酒杯的右手停了一下，左手在控制抓来抓去，似乎要抓住什么话来回答谢廖沙的话，却无法否认谢廖沙的观点。
“好吧，好吧。但是，现实往往并不如此。”
他嗫嚅到，不放弃最后的负隅顽抗。
这时候的严肃，还不知道这个将要和他的人生发生某种意义上的交集的俄罗斯年轻军官。他们各有各的人生曲线。
严肃接到了瑷珲城一起凶杀案的官司。他起早要赶到这家苦主进行调查取证。
东北的初春，天气干冷，天空瓦蓝瓦蓝，像一面镜子一样干净没有波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纯粹的蓝色好像把天空拉长了，又是那么的寂静幽远。道路两旁都是被收割过的玉米杆杆桩，零零星星地夹杂着一些枯草。一些不高的树木，从远处看就像是灌木丛，稀稀疏疏地散落在村庄的近处。道路中间结冰了，像是一片绿色的翡翠，但是让人不悦的是走在上面的体验——冰盖散发的凉气从脚底渗透在体内，使人极为不舒适，并且不论是行人还是车马，走在上面都打滑。
严肃来到苦主赵铁柱家里。
第五节书到用时方恨少——严肃第一个刑事案
严肃对东北的季节变换的反应仍然有些迟钝。我们是不是都一样，父母在身边的时候，还知道增减衣服，而现在他远离家乡，他觉得季节的更替更没有规律了。
苦主赵铁柱虽然在瑷珲城外的郊区，但是离姚家窝棚并不远。严肃下了马车，和来央请他帮忙的、赵家同村的村民一起，踏上去他家的土路。冰溜溜的地面，给他仔细上了一堂身体平衡课。
他们来到他凭着第一印象就觉得是村里最穷的村民的房子门口。别的人家门口贴的春联似乎还墨汁未干，大红的底色仍然焕发光彩，至少给人一种虚幻的家庭兴旺的期望。这家连春联的痕迹都没有。村民指着这家，说的：“就是这家了。”似乎在严肃的面前，他的脸上都掩藏不住对这家破败的羞愧。
赵铁柱很破例地把吃饭都不离手的眼袋锅子放在桌上，弯着佝偻的腰从昏暗的堂屋中走出来迎接他们，一边冲厨房的方向喊了一声：“老婆子，来且（客人）了！先生到了！”
赵铁柱用双手抱住了严肃的一只手，不出声的晃动者，半天蹦出两句话：“先生辛苦了！这路上还顺利不？”
严肃对这突然的热情礼节感到很意外。他没有想到，自己在老乡心中有这么重要的位置，值得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兄弟父母一样以这样的“大礼”相迎。
赵铁柱的妻子穿着围裙颤巍巍地从厨房走出来，和严肃打招呼。
严肃瞥见在昏暗的堂屋左侧黑洞洞的厨房。灶台被烟熏得发黑，灶台上看起来是用丝瓜做的抹布，似乎也和主人的脸上一样，散着黑并且油腻腻。虽然大门没有贴春联，但是灶台中间放置火镰的位置上方倒是贴了一副“小心火烛”，但是上方的一角已经折了，耷拉着。严肃看出他们没有烟火气也没有人气的厨房，很容易判断出被害人的一家已经被剥夺了活着的趣味和底气。灶台的角落只是孤零零地摆放着由棉袋装着的盐，连酱油和醋都没有。
赵铁柱的妻子手里端出早已准备好的一碗荷包蛋，虔诚地放到桌上，招呼严肃吃点点心。
看着他们因为失子之痛而哭干瘪的眼睛和愁苦的面容，严肃于心不忍。就这一点鸡蛋，恐怕也是好不容易省下来的。
严肃想起80年代他到亲戚家里拜年吃饭，都被父母警告不要吃亲戚家摆上桌上的“看菜”。之所以叫做“看菜”，就是因为家家都在春节的时候为了让自己招待亲友的餐桌看的丰盛，把咸鸡咸鸭咸鹅等肉菜也给摆上，但是，只兴看不兴吃。这一两盘肉菜是要若干次拿出来招呼不同批次的亲戚的。所以父母经常提醒说“你要长点记性，不要吃看菜。”当然，主人是会非常热情地招呼：“来来来，夹点这个，夹点那个，这又不是看菜。”这就是此地无银了。那是物资比较缺乏的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会这样一本正经地表演，而客人也会非常配合地主人的表演，坚定地拒绝。
严肃不忍吃这碗荷包蛋，就推辞说，正事要紧，咱们还是先说事吧。
话说赵铁柱家里还算比较殷实的时候，赵铁柱的独生子，赵金锁，18岁娶了邻村的一个16岁的漂亮姑娘张秀花。虽然金锁身体孱弱也没有俊朗的容貌，但是秀花家里看到赵家的彩礼丰厚，就软磨硬泡地让秀花答应了这门婚事。秀花生得俏丽且年轻，喜欢吃穿、爱好打扮，总和赵金锁闹别扭。一天赵金锁说了她几句，秀花愤然出走，走到街道拐角处的一个杂货店，杂货店老板金一品用几个果饯和几块蜜糕就成功勾引住了他，并许诺给她好生伺候。金一品生性淫浪，经常招惹年轻女子。秀花架不住他的金钱攻势，觉得好吃好穿总比家里那个“无能”的丈夫要强，就和金通奸半年。
一天秀花在街上游荡被三个花花公子调戏，被路过的一个身材魁梧长相俊朗的年轻人郑德明阻拦喝散。秀花上演贴身戏码，撒娇道他们以后再来骚扰她怎么办？郑请秀花来到自己的姑妈家中暂歇。郑的姑妈耳聋残疾，就这样她家成了郑德明和秀花常常幽会之处。
金一品半个月没有看到秀花到他家中，就对秀花进行盯梢，发现了郑和秀花的奸情。嫉妒之下，打定主意，借故要驾车进城拉东西，把赵金锁拉到郑和秀花二人行淫之处。赵金锁怒不可遏，想要进屋杀了二人，被金一品拉住，示意二人从长计议。
金一品和赵金锁按照商议定的计策，谎称需要到外省拉黄豆，需要七八天。秀花见状心里欢喜，就在金锁离家之后来到郑德明姑妈家中。而赵金锁跑到金一品家中，金一品炒了几个小菜，金一平趁着赵金锁酒醉昏睡，执牛耳尖刀，估摸着二人现在应该已经昏睡，来到郑和秀花二人躺卧之处，试图杀死二人。结果二人并未昏睡，金在和郑的搏斗中被自己带来的牛耳尖刀捅死。秀花见死了人，就劝郑投案自首，说二人奸情事小，死人的事情大，且郑是在自卫过程中杀人，按法可予以轻处。二人在争执过程中秀花大声呼叫，被郑左手捂住口舌，右手扼住喉咙时间过长误杀。郑是一个识文断字且是一个见识多广的人，他用绳索悬挂在房梁上，绳索的另一头勒住秀花的脖子挂起，伪造成秀花悬梁自尽的现场。并且把牛耳尖刀放在金的手中，在桌上以模仿的笔迹伪造了一封秀花的遗书，称两人奸情败露，金试图劝说秀花嫁给他但是被她拒绝，金试图对他实施暴力，但是被秀花捅死。秀花见杀了人，就悬梁自尽。
官府判定赵金锁杀了二人泄愤，把他关入死牢，执行了死刑。
从严肃了解的片面的、破碎的信息，以及赵金锁父母绝对不相信他们的儿子会杀人来看，严肃认为这是一个冤案。
严肃不经意地看到堂屋的正中间摆放着一个观音的塑像。一般人认为观音才能拯救死刑犯，让死刑犯摆脱轮回的痛苦。
严肃是绝对不相信轮回的。他觉得民间的很多信仰，都是功利主义的，没有道德上的根本评价。所谓赏善罚恶，也是遥远的很的事情。功利主义的信仰就像是说杀人劫货如同“你怎么情人节花那么多的钱买花”“不划算”一样，而心底里缺乏应当有的敬畏，而这种敬畏是人天然有的，是植入我们骨髓的、人之所以为人的dna。
严肃又想救赎他们的灵魂，又哀叹“灵魂”的事情十分遥远。
如果让他鼓励他们从丧子之痛中走出来，他又像鼻子没有在被窝里面闻不到屁臭的那种人，或者是时时刻刻有人给他们打伞的人。
和永恒相比较，解决人在现在的世代的暂时的苦难和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意义更为重大，更为崇高。同样，解决人生前的事情，其意义也并非逊色于死后到底去往何方。
就像古时候不世而出的明君和廉吏，在局域性的意义上以及有限时间内，针对个别的人，实现了局部的“天国”。这样就比很多的布道更有用。
一个人施舍了另一个人，在关键的时候拉了另一个人，事实上就是给了他一个“天堂”。
可以就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繁荣的工厂和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医生，往往比很多教堂或寺庙更为安抚人心。
严肃觉得这个案子的案情不是他一次两次访问就能完全掌握的。他还需要时间，还需要走访相关的当事人。而且，即使翻案，也只能给这个家带来一点点的安慰作用。因为这个案子即使翻案了，也不能让他们的儿子复活，那又是为了什么？
正义。这种追求正义的普通感情，支撑了他们的一切努力。
看着赵铁柱和他妻子苍老和愁苦的脸，他陷入了沉思。
严肃认为古时候老百姓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有着为了生存而练就的温良顺从和在压迫之下强大的韧性，但是在行为模式上确实有着普遍的小滑头和小聪明。
就像古时候乡下的农村人，我们不可能指望他们对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有多深入的理解。我们如果走进他们，他们也许聊的是哪家地主的三房四房很漂亮，哪家的财主又买了多少地、雇了多少长工，等有钱了他们要娶几房的姨太太，到镇上哪个茶馆去赌多大的博等等。
而由于缺少思想的启蒙和由于封建统治者的刻意和强迫的“教化”，他们对封建礼教的秩序和社会陋习习以为常。
但是我们可以大胆地断言，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对公正人人平等自由文明的渴望从来都没有消失殆尽，在他们遇到大的不公待遇和人生遭遇的时候，这种渴望尤其明显。
所以说，谁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老百姓从来不曾渴望平等民主和自由呢？那些明里暗里说中华五几千年封建礼教是“存在即合理”的说辞，是没看到在史书对官民平等君臣平等法治社会民主社会的渴求不着一字（黄宗羲、顾炎武等除外）的背后，在看不到的民心深处，对人格平等社会文明的渴求在暗流涌动的事实。
这种平等也并非是对家谱进行“考据”之后发现“你原来不过是一个臭卖鱼的”“你家祖上不过是编草席的”这种阿q似的平等，而是不论何人在人格上不受无端侮辱、蔑视的平等。
对人格平等和公平社会的追求，是刻在人的骨子里的，是天生的，即便封建帝王没有“赋予”他们，文人和史官不着一字，它的存在也是无法消除的。
每一个清官廉吏治下的有限区域，就成了他们的乌托邦和巴士底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