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第六章：明清
（公元1368年——公元1839年）
贾宝玉说：
“说了半天，并没个明心见性之谈，
不过说些什么文章经济，又说什么为忠为孝，
这样人可不是个禄蠹么？”
浦江清 （1904——1957）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
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区）人，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与朱自清合称“清华双清”。著有《浦江清文录》《屈原》及《杜甫诗选注》（合作）等。
胡适 （1891——1962） 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
曾任北京大学校长、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拥有三十六个博士学位（包括名誉博士），是世上拥有博士学位最多的人之一。他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领域都有 较深研究并开风气之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与领袖之一。
《三国演义》
浦江清
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是晚唐时代诗人杜牧的《赤壁》绝句。赤壁之战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仗，这首短短的绝句也是唐诗中间有名的。当时曹操统领了号称八十余万水陆大军，占据荆州，追击刘备，威胁东吴，他的雄图大略，自然在乎削平天下，绝不是为了铜雀台上缺少两位江南美人。诗人的设想是无中生有的，不合乎历史事实的。不过历史是历史，诗是诗。诗有诗的艺术，有诗的真实性。那一仗是周瑜侥幸成功了，要不然的话，东吴的生灵涂炭，连他自己的妻室被抓到铜雀台去也是完全可能的。通过“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一个鲜明的形象，把当时东吴的危机和周郎侥幸成功的这个历史事实着重表现出来，是这首短诗的艺术创造。
这里我们想到《三国演义》这部书。“孔明用智激周瑜”那一回书，似乎是得到杜牧诗句的启发的。诸葛亮劝周瑜不必劳师动众，只要肯把大乔小乔献给曹操，曹兵百万之众便可卸甲卷旗而退，并且他假装不知道大乔小乔是谁，还把曹子建的《登台赋》增改了字句作为证据，特地用来激恼周郎。好像不这么一激，周瑜还没有拒曹的决心似的。这些都是小说家凭空杜撰，完全无中生有，不合历史事实的。不过历史是历史，小说是小说。小说和诗密切地接近，都是艺术的创造。那一回书尽管是无中生有，却把诸葛亮和周瑜的两个典型性格表现得很真实。《三国演义》的源头很古，最早在晚唐时代已经有讲述三国故事的通俗说书，所以我们决不定是说《三国志》的由于杜牧诗句的启发添造出这段情节呢，还是杜牧听过通俗说书偶然用来作为诗的典故呢，两方面都有可能性，且不必管它。我们借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小说和诗歌的密切接近和血肉通连。长篇小说，按照文学理论，属于大型史诗这一类型；小说是散文体的史诗。
必须分别，《三国演义》不是历史书而是历史小说。如果一一对证历史，不符合史实的部分很多。前人批评过这部书说“七实三虚”，七分是真人真事，三分是虚构的。照我们看，虚构的部分绝不止三分，就是连真人真事的部分也是经过文艺性的改造的。与其说“七实三虚”，不如说“三实七虚”，更其恰当。越是虚构的部分，文艺价值越高。拿赤壁战争来说，这一仗的描写从头至尾用了整整八回书，写得紧张生动，有声有色，极其精彩的。如果对证历史，三分是实，七分是虚。黄盖献诈降计是实事，苦肉受刑是增设的；阚泽实有其人，密献诈降书是虚；东吴定下火攻计是实，主要出于黄盖的计谋，诸葛亮和周瑜斗智是虚。诸葛亮借箭、借东风更是虚。蒋干偷书和庞统献连环计都是虚。人物是真，事情是假。苏东坡《赤壁赋》说曹孟德“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这是形象化的语言，概括了曹操的精神面貌，可是赋什么诗，怎样横槊，没有交代。《三国演义》就更具体地描写这个形象。曹操正唱着他的得意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那篇《短歌行》，而且一横槊便把个刘馥刺死了。刘馥实有其人，而且确实死在建安十三年，正是赤壁之战的那一年，可是谁知道他死在曹孟德横槊赋诗的当儿呢？小说家信手拈来，不可相信，但也无法批驳，妙在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捏合得情景逼真。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郭冲三事”：
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唯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回迹反追，势不相及，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
以上为郭冲三事文，注下有难者曰云云，驳此事之非实。加以论断曰：“故史书，对人民大众讲说历史上的战争故事和英雄人物，讲说某一个朝代的兴亡始末；原来是口头的文艺创作，从他们的累代相传的讲说底本称为‘话本’的东西，通过文艺作家的加工编写，产生了大批演义小说。”《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都属于这一类，向来被称为演义小说的，按照它们的内容，可以叫作历史小说。它们是民族形式的历史小说。这类东西有点像欧洲中世纪流行的历史传说和英雄故事书，同样渊源于人民口头创作，同样是封建时代的文艺作品。《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约1330——1400），是一位伟大的通俗文艺作家。三国故事的流传到了他的时代已经有五百年的历史，他继承了丰富的民间文学遗产，再参考了史书里的材料，编写成这部历史和文艺融合得恰到好处的天才杰作，在演义小说中是一部典范的、最成功的作品。
晚唐诗人李商隐在《骄儿诗》里描摹他小孩的淘气情况，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两句诗，可见在晚唐时代三国故事已经普遍流行了。《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首都汴京（今开封）的“京瓦伎艺”中间有“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京瓦是京城的瓦市，热闹的人民市场，活跃着各色各样的大众化的娱乐杂伎。霍四究不知是何等样人。“常卖”是京都的俗语，指在街头叫卖小商品的，大概讲五代史的尹先生曾经是这样一个行当出身的。由此推想，霍四究也不会是怎样博雅的人物吧？从记载，北宋的汴都和南宋的都城临安（今杭州）里，演说史书的名家有孙宽、李孝祥、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张小娘子、宋小娘子等。这里贡士、解元等称呼不是真的科举上的身份，乃是社会上对于一般读书人的美称。演史家要按照史书编造故事，其中尽有些有相当学问的读书人，不过这班读书人必定是穷得可以的，在科举上断了念头，不想往统治阶级里爬了，他们转向（为）人民大众服务，坐在茶馆里说古书了。这样他们把掌握在封建统治阶级手里的历史知识搬运给人民，同时结合人民的道德标准批评了历史人物，结合人民大众的艺术创造能力把历史事件越发故事化了。在说书界中还有和演史家并立的“小说”家，讲说传奇、鬼怪和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短篇小说的，这派的说书艺人捏合故事的本领更高，不像演史家的一定要依据史书，带点书卷气的。这派的有名艺人中，有故衣毛三、枣儿徐荣等，从他们的称号可以推想他们的阶级出身，大概是卖过旧衣服，开过枣儿铺的。总之，无论读书人也好，做小买卖出身的也好，他们现在同属于一个阶级，就是在市场里说书讲故事的伎艺人。讲说的是他们，编造话本的也是他们。他们属于小市民阶级，处在社会下层，是被压迫者，是老百姓。他们的口头文艺创作，主要反映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不过在都城里活跃的说书业者，原是从各个城市里集中得来的，说书业普遍于全国，普遍于城市，也深入到农村。说书的是走江湖卖伎艺的，他们接近广泛的人民大众，所以他们的文艺创作合乎人民大众的口味，反映人民大众的愿望的。封建时代有两种文化，一种是封建统治者的文化，一种是人民大众所创造的文化。说书艺人的口头创作集中表现了人民大众的文艺创作才能，从这里成长出民族形式的小说，替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吴敬梓、曹雪芹的文艺天才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宋代说三分的话本可惜没有能够流传下来。我们所看到的最古的三国故事的话本是元刊本《三国志平话》，书分三卷，上面是连环图画式的插图，下面是话本的本文。我们可以看到老百姓所创造的三国故事，是生动灵活的，可是但具轮廓，缺乏细致的描写。三国故事经过多少人的讲说，若干代的创造，面貌未必相同，这不过是某一时期的某一种本子罢了。那些话本本来是简陋的，留出供说书者铺张增饰的地步，从师父传徒弟，徒弟再传徒弟，各有巧妙，各有创造，不可能完全记录下来。在元代戏曲文学里，涌现出好些三国故事的剧本，这些剧本帮助增加三国故事的情节和三国人物的性格刻画。罗贯中总结了这笔丰富的文艺遗产，重新创造，重新考订史实，在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原则下进行文艺创造的工作。三国故事到了他的手里，才成为完整的杰出的文艺读物，比之元刊本《三国志平话》大不相同了。
宋人笔记说：“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讲史”一称“演史”，各人标榜一部正史，有讲《汉书》的，有讲《三国志》的，尽管讲得很野。“演义”就是演说大意的意思。讲史家的话本，叫作“平话”或者“演义”。（在当时，它们不叫作“小说”，“小说”指短篇故事。）《三国演义》的正名应该是《三国志演义》。嘉靖刊本三国演义题书名作《三国志通俗演义》，里面标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陈寿的《三国志》就是《二十四史》里的正史。其实《三国演义》和陈寿《三国志》根本是两部书，性质完全不同。所以这样标题的原因，一是说明这部小说的史料依据，一是还要抬出正史来希望见重于知识阶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罗贯中确实在史书里用过一番功夫，做了史书材料和人民口头创作双方融合统一的重编工作。他把向来话本中间离开历史事实太远的部分删去了，并且根据史实的轮廓添加文艺性的描绘。因此《三国演义》获得了所谓“雅俗共赏”的优点。
罗氏原本二十四卷，共分二百四十节，每节用七言单句标目。我们通常阅读的《三国演义》，分一百二十回，以七言或八言两句标目，是清初人毛宗岗的评定本。毛本基本上是罗贯中的原著，只有细节的修改和语文上的修饰，那些修改是有更求完善的企图的。新近作家出版社印行的《三国演义》就是大家熟悉的毛宗岗的修改本。
节选自浦江清《中国文学史稿·明清卷》第一章，“第二节 三国演义”
《水浒传》
胡适
我想《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史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的多；这部书很当得起一个阎若璩来替他做一番考证的工夫，很当得起一个王念孙来替他做一番训诂的工夫。我虽然够不上做这种大事业，只好让将来的学者去做，但我也想努一努力，替将来的“《水浒》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
简单一句话，我想替《水浒传》做一点历史的考据。
《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我先说这句武断的话丢在这里，以下的两万字便是这一句话的说明和引证。
我且先说元朝以前的水浒故事。
《宋史》二十二，徽宗宣和三年（西历一一二一）的本纪说：
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又《宋史》三百五十一：
宋江寇京东，侯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
又《宋史》三百五十三：
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海州〕，张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这三条史料可以证明宋江等三十六人都是历史的人物，是北宋末年的大盗。“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看这些话可见宋江等在当时的威名。这种威名传播远近，流传在民间，越传越神奇，遂成一种“梁山泊神话”。我们看宋末遗民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人赞的自序说：
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载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陈制贼之计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
我们看这段话，可见：（1）南宋民间有一种“宋江故事”流行于“街谈巷语”之中；（2）宋元之际已有高如、李嵩一班文人“传写”这种故事，使“士大夫亦不见黜”；（3）那种故事一定是一种“英雄传奇”，故龚圣与“少年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
这种故事的发生与流传久远，决非无因。大概有几种原因：（1）宋江等确有可以流传民间的事迹与威名；（2）南宋偏安，中原失陷在异族手里，故当时人有想望英雄的心理；（3）南宋政治腐败，奸臣暴政使百姓怨恨，北方在异族统治之下受的痛苦更深，故南北民间都养成一种痛恨恶政治恶官吏的心理，由这种心理上生出崇拜草泽英雄的心理。
这种流传民间的“宋江故事”便是《水浒传》的远祖。我们看《宣和遗事》，便可看见一部缩影的“水浒故事”。《宣和遗事》记梁山泊好汉的事，共分六段：
（1）杨志、李进义（后来作卢俊义）、林冲、王雄（后来作杨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等十二个押送“花石纲”的制使，结义为兄弟。后来杨志在颖州阻雪，缺少旅费，将一口宝刀出卖，遇着一个恶少，口角厮争。杨志杀了那人，判决配卫州军城。路上被李进义、林冲等十一人救出去，同上太行山落草。
（2）北京留守梁师宝差县尉马安国押送十万贯的金珠珍宝上京，为蔡太师上寿，路上被晁盖、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八人用麻药醉倒，抢去生日礼物。
（3）“生辰纲”的案子，因酒桶上有“酒海花家”的字样，追究到晁盖等八人。幸得郓城县押司宋江报信与晁盖等，使他们连夜逃走。这八人连结了杨志等十二人，同上梁山泊落草为寇。
（4）晁盖感激宋江的恩义，使刘唐带金钗去酬谢他。宋江把金钗交给娼妓阎婆惜收了，不料被阎婆惜得知来历，那妇人本与吴伟往来，现在更不避宋江。宋江怒起，杀了他们，题反诗在壁上，出门跑了。
（5）官兵来捉宋江，宋江躲在九天玄女庙里。官兵退后，香案上一声响亮，忽有一本天书，上写着三十六人姓名。这三十六人，除上文已见二十人之外，有杜千、张岑、索超、董平都已先上梁山泊了；宋江又带了朱仝、雷横、李逵、戴宗、李海等人上山。那时晁盖已死，吴加亮与李进义为首领。宋江带了天书上山，吴加亮等遂共推宋江为首领。此外还有公孙胜、张顺、武松、呼延灼、鲁智深、史进、石秀等人，共成三十六员（宋江为帅，不在天书内）。
（6）宋江等既满三十六人之数，“朝廷无其奈何”，只得出榜招安。后有张叔夜“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宣和遗事》一书，近人因书里的“惇”字缺笔作“悙”字，故定为宋时的刻本。这种考据法用在那“俗文讹字弥望皆是”的民间刻本上去，自然不很适用，不能算是充分的证据。但书中记宋徽宗、钦宗二帝被虏后的事，记载得非常详细，显然是种族之痛最深时的产物。书中采用的材料大都是南宋人的笔记和小说，采的诗也没有刘后村以后的诗。故我们可以断定《宣和遗事》记的梁山泊三十六人的故事一定是南宋时代民间通行的小说。
周密（宋末人，元武宗时还在）的《癸辛杂识》载有龚圣与的三十六人赞。三十六人的姓名，大致与《宣和遗事》相同，只有吴加亮改作吴用，李进义改作卢俊义，阮进改为阮小二，李海改为李俊，王雄改为杨雄：这都与《水浒传》更接近了。此外周密记的，少了公孙胜、林冲、张岑、杜千四人，换上宋江、解珍、解宝、张横四人（《宣和遗事》有张横，又写作李横，但不在天书三十六人之数），也更与《水浒》接近了。
龚圣与的三十六人赞里全无事实，只在那些“绰号”的字面上做文章，故没有考据材料的价值。但他那篇自序却极有价值。序的上半————引见上文————可以证明宋元之际有李嵩、高如等人“传写”梁山泊故事，可见当时除《宣和遗事》之外一定还有许多更详细的水浒故事。序的下半很称赞宋江，说他“识性超卓，有过人者”；又说：盗跖与江，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不讳者也。岂若世之乱臣贼子畏影而自走，所为近在一身而其祸未尝不流四海？
这明明是说“奸人政客不如强盗”了！再看他那些赞的口气，都有希望草泽英雄出来重扶宋室的意思。如九文龙史进赞：“龙数肖九，汝有九文；盍从东皇，驾五色云？”如小李广花荣赞：“中心慕汉，夺马而归；汝能慕广，何忧数奇？”这都是当时宋遗民的故国之思的表现。又看周密的跋语：
此皆群盗之靡耳，圣与既各为之赞，又从而序论之，何哉？太史公序游侠而进奸雄，不免后世之讥。然其首著胜、广于列传，且为项羽作本纪，其意亦深矣。识者当能辨之。
这是老实希望当时的草泽英雄出来推翻异族政府的话。这便是元朝“水浒故事”所以非常发达的原因。后来长江南北各处的群雄起兵，不上二十年，遂把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强横的民族的帝国打破，遂恢复汉族的中国。这里面虽有许多原因，但我们读了龚圣与、周密的议论，可以知道水浒故事的发达与传播也许是汉族光复的一个重要原因哩。
二
元朝水浒故事非常发达，这是万无可疑的事。元曲里的许多水浒戏便是铁证。但我们细细研究元曲里的水浒戏，又可以断定元朝的水浒故事绝不是现在的《水浒传》，又可以断定那时代决不能产生现在的《水浒传》。
元朝戏曲里演述梁山泊好汉的故事的，也不知有多少种。依我们所知，至少有下列各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