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0章 两晋(4/12)

首发：~第220章 两晋

2 丝织业相对发展：尽管民间手工业整体发展缓慢，但丝织业却仍保持一定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在北方原本丝织业发达的地区，生产技术传统得以保持。

3 酿酒业：在北魏时期，民间酿酒业也较为兴盛，如洛阳大市之西有“退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以酿酒为业，表明当时洛阳民间酿酒业之盛。

4 自给自足：民间手工业多处于自给自足状态，由于市场经济萎缩，民间手工业缺乏发展的条件，各业多呈停滞不前现象。

5 私营作坊：尽管存在私营作坊，但规模有限，对市场经济影响不大，与官府手工业相比，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较为有限。

6 技术传承：在一些技术领域，如丝织和酿酒，传统技术和工艺得以传承和发展，即使在战乱的背景下也保持了一定的活力。

7 政策影响：北魏统一北方后，对丝织业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为恢复和发展丝织业创造了条件。

总的来说，两晋时期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受到了战乱和市场经济萎缩的严重影响，但某些行业如丝织和酿酒业仍有一定的发展。

两晋时期的商业发展呈现出一些独特的特点和趋势：

1 商业活动范围的紧缩：由于官府手工业生产领域的扩大，官府所需商品多能自给自足，导致民间工匠需为官府作坊服役，影响了社会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的范围。

2 畸形发展的商业：西晋时期，商业活动主要迎合统治阶级对奢侈品的需求，呈现出畸形发展的状态。

3 南北商业发展的不平衡：南方由于相对安定的环境和水运便利，商业活动比北方更为繁荣。南方的商业中心如建康（今南京）、江陵（今荆州）等城市商业活动兴盛，而北方则因战乱频繁，商业发展较为迟缓。

4 草市的兴起：南朝时期，城市郊区出现了非正规的集市场所，称为“草市”，反映了城乡商业交往的频繁和商品经济的渗透。

5 对外贸易的发展：东晋南朝时期，海上对外贸易较为发达，广州、交州（今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与大秦（罗马帝国）、波斯、印度等国家有贸易往来。

6 货币制度的紊乱：两晋时期，货币制度混乱，影响了商业经济的正常发展。

7 商业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北魏孝文帝时期，商业与政治联系紧密，商业活动受政治影响较大。

8 商业税收成为政府收入来源：东晋南朝时期，商业税收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这些特点反映了两晋时期商业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南北之间商业活动的不平衡性。

两晋时期的货币制度紊乱对商业经济产生了显着影响：

1 通货紧缩：两晋时期，政府长期不铸造新货币，导致货币流通量严重不足，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这种紧缩导致货币的购买力下降，商品价格上升，商业交易变得困难。

2 货币质量下降：由于缺乏有效的货币管理政策，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质量参差不齐，私铸货币盛行，导致货币贬值，进一步加剧了商业交易的不稳定。

3 以物易物：由于货币制度的不稳定，许多交易不得不回归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这无疑增加了交易的复杂性和成本，限制了商业的发展。

4 商业活动受限：货币的不稳定直接影响了商业活动的规模和范围。商人和消费者在面对不稳定的货币价值时，往往会减少交易，导致商业活动萎缩。

5 社会经济结构影响：货币制度的紊乱不仅影响了商业，还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由于货币价值的不确定性，人们更倾向于囤积物资而非进行投资或消费，这导致了经济的进一步衰退。

6 地区间经济差异：由于不同地区货币流通状况的差异，导致了地区间经济交流的障碍，影响了商品和资本的流动，加剧了地区间经济的不平衡。

7 社会阶层矛盾：货币制度的不稳定还加剧了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由于货币贬值，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普通百姓的生活则变得更加困难，这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和动荡。

总的来说，两晋时期的货币制度紊乱对商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波及到了社会的其他方面。

【注：摘自百度百科：

晋朝（266年—420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分为西晋与东晋两个时期。其中西晋为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两晋共传十五帝，共一百五十五年。

司马氏在三国时期为曹魏世族，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懿开始掌握魏国政权 [7]。265年十二月 [88]（266年2月）司马炎篡魏，改国号为晋，定都洛阳，即西晋。280年，西晋灭东吴，完成统一。西晋经历八王之乱后，元气大伤，加速了崩溃。 [86]313年，晋愍帝迁都长安，316年，西晋被匈奴人灭亡。而内迁少数民族乘机举兵，造成五胡乱华，大量百姓与世族南渡。317年，皇族司马睿和过江的世家大族，建立起侨寓的东晋政权。 [87]北方是由五胡建立的十六国。东晋曾多次北伐中原。383年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后，东晋以少胜多，得到暂时巩固。420年，刘裕建立刘宋，东晋灭亡。 [1-2]

西晋承袭曹魏领土，统一后占有蜀汉、孙吴疆域。东晋随其疆域的变化而有增减，北界主要在秦岭淮河一线。两晋政治体制为世族政治， [3]是隋唐的三省六部制的基础。 [4]晋朝时期的农业、商业、手工业等相比较三国时期也有了进一步发展。

晋朝时期北方南迁的大量汉人将生产力与先进技术带入江南，进一步开发了江南地区。晋朝在哲学、文学、艺术、史学、科技等方面有新的发展。两晋文化走向多元发展，是文化开创、冲突又融合的时代。由于儒教独尊地位被打破，文化及科技出现革新。思想有由本土发展的玄学、道教及由印度东传的佛教。边疆民族的草原文化与晋朝的中华文化逐渐展开文化交流，民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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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末年流民起义

东汉末年，曹魏、蜀汉、孙吴争夺天下，形成三国相争的局面。公元249年曹魏太尉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控制了朝政，从此曹魏大权逐渐落于司马氏之手。公元263年司马懿之子司马昭发动三路大军灭蜀，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即晋武帝迫使曹魏禅让称帝，定国号为晋，史称西晋。司马炎于公元279年发动晋灭吴之战，至此西晋完成了华夏一统。西晋末年流民起义是晋元康六年(296年)至建兴三年(315年)，各族流民反抗西晋王朝的起义战争。流民起义爆发的社会根源是代表世族地主利益的政权，豪强大族在前此镇压黄巾起义的血泊中和由于他们彼此的撕杀火并,加强了权势;而广大农民则多沦为隶属于他们的“客”和“部曲”;或者被强制地束缚在国家的土地上。在这场浩浩荡荡的流民起义中，各地流民起义虽然没有走上联合的道路，但各支起义队伍顽强奋战，沉重地打击了西晋的腐朽统治，加速了其灭亡过程。

苏峻、祖约之乱

苏峻、祖约之乱，又称苏峻之乱，是东晋成帝年间发生的一次大规模叛乱，爆发于咸和二年（327年），由历阳内史苏峻发起，联结镇西将军祖约以讨伐庾亮为名起兵进攻建康。于次年攻破建康执掌朝政，庾亮则与江州刺史温峤推举征西大将军陶侃为盟主，建立讨伐军反抗苏峻，同时三吴地区亦有义兵起兵。乱事于咸和四年（329年）随苏峻于前一年战死和余众陆续被消灭而结束。苏峻、祖约既是朝廷命官，又是各自所统流民之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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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敦之乱，又称王敦之叛，是东晋初年发生的一场动乱，爆发于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年），结束于晋明帝太宁二年（324年）。由出身琅琊王氏的权臣王敦所发动，以诛刘隗为名进攻建康，并击败朝廷军队。后自任丞相，诛杀周顗等人，并在武昌遥控朝廷。晋元帝死后，明帝继位，王敦意图夺位，但明帝已准备反击王敦。同时王敦亦患病，面对明帝的讨伐，只得由兄长王含与部下将领钱凤等领军与朝廷军队作战，但最终失败。王敦亦在战事期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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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与马，共天下”是说东晋时期琅琊王氏家族与当时皇室力量势均力敌，当时百姓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司马睿从东渡到登基，主要依赖了北方大族琅琊（今山东省临沂市）的王氏家族王导、王敦兄弟的大力支持。在此期间，王导主内，位高权重，联合南北士族，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政令己出。王敦主外，则总掌兵权，专任征伐，后来又坐镇荆州，控制建康。 朝中官员75以上是王家的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但司马睿对王导始终十分尊敬，称王导为“仲父”。历元、明、成三朝，王导的地位一直十分崇高。成帝给王导的手诏总是用“惶恐言”“顿首言”“敬白”之类的语言，他还亲自驾临王导的府邸，礼敬王导的妻子。正月初一王导上朝时，成帝都要起立相迎。“王与马，共天下”的典故有着实际的历史含意，反映了东晋门阀政治的特殊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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