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4章 五代十国(6/16)

首发：~第224章 五代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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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词条：五代十国官制

中央官制

五代十国的政治制度大体沿用唐朝制度，但是各朝变化很多，官职时常废置不用，其制度比较混乱。朝廷设有主管行政的三省六部、主管财政的三司与主管军事的枢密院。由于五代十国战乱不断，枢密院的权力往往比三省来得大，所以时常以宰相兼领枢密使。五代十国以“使”名官者很多，据《五代会要》记载有崇政院使、宣徽院使、飞龙使、翰林使、五坊使等等三十种之多。十国诸国中虽然有臣服于五代各朝，在制度上仍然是独立的国家，政治架构等同五代。由于五代十国大多是从节度使起家，对支持他们的幕僚往往担任新朝廷的职位，而前朝遗老则给予三师、三公或台省官等虚职。而将士有功时，为了笼络他们，也以官爵名号为赏赐。这些状况成为后来宋朝冗官的源头。 [3]

枢密使

唐中叶以后，宦官专权。唐亡前夕，朱全忠诛戮宦官，开始用朝臣充任枢密使。后梁初，曾改为崇政院使，后唐恢复旧名。以后，除后晋曾短期废置外，历朝相沿设置。枢密使通常由皇帝最亲信的臣僚充当，又大多为武将，皇帝经常与其商议军国大事，有时由枢密院直接下令任免藩镇。其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虽居宰相之位，但枢密使的权势凌驾于宰相之上（宰相有时也兼任枢密使）。由于战事频繁，因此，军事机要成为枢密院的主要职司。宋代中书和枢密对掌文武二柄，就在五代开端。当时，其他政权大抵也都置有枢密使或相当于枢密使的官职。 [3] [18]

三司使

唐昭宗在位时，开始出现三司使的官名。后唐曾设置租庸使，管辖三司，又曾命大臣一人判三司事，最后正式设置三司使和副使的专职，掌管中央财务。地方财政也听从三司指挥。以后历朝相承不废。 [3]

地方官制

五代十国的建国者多为唐末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在建国以后，为了巩固统治，他们都设法削弱地方实力。后梁、后唐之际，长期称雄的河朔三镇被制服或消灭。此时，禁军的力量得到加强，除了用以扞卫中央外，还被派驻各地，制衡藩镇。朝廷还通过频繁调动节度使，更换其驻地，以防止他们在地方坐大。后唐以后，节度使往往兼其他职务，有的因此不能亲临镇所。一些地广兵强的藩镇，也由于地域被一再分割，势力大为削弱。藩帅在本辖区内任命刺史、县令的权力，逐渐被收归中央；对他们举荐、使用幕僚，也有不少限制。后蜀还曾罢除重臣的节度使兼职。当然，这些措施并没有在各地全部实行，君弱臣强的局面未能根本改观，如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就公开说：“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但相较于唐代，节度使的实力已被削弱。 [70]

法律

五代十国时的刑法，基本行用唐代的律令格式和编敕，但因历朝又都有新颁的敕条，汇编附益，使得格敕前后重复矛盾。显德四年（957年），周世宗令大臣们进行整理，唐代律令条文难解的，加上注释格敕繁杂的，加以删除，汇编为《大周刑统》二十一卷。北宋初年所编的《宋刑统》即就此书略加增删而成。 [3] [70]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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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唐朝后期因为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与黄巢之乱的因素，使得北方战乱不堪，人口流移南方，田园荒芜。到五代十国时期，五代时交迭频繁，北方战火始终未能平息，北方经济比较落后，人口持续大减。直至后周后期才逐渐恢复，但经济力始终不如南方。而南方则较为安定，持续吸收来自北方的流民，替南方带来大批的劳动力及先进的耕织技术，加速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54]

关于五代时期北方户数的记载，《册府元龟》卷486《邦计部·户籍》称后周显德六年（959年）“总计简到户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这不包括淮南郡县。而《宋史·食货志》记载宋太祖建隆元年代周建宋所得后周户数则仅为96万多，有学者论证这个数字只是着籍部分，不包括兵户、营田户、贱户、僧道和出逃隐漏者。以《册府元龟》的230万户计，若户均5人，则有人口1154万。倘若再加上北方其他各种成分和各个民族人口，实际数字要比这大得多。南北方各自地区的户数，在极不完备的记述下，大致数据在230万上下。 [52]

总的来说，五代十国末期，全国总户数在官方控制数目内的有460多万。有的学者进一步统计，淮河、秦岭以北地区有户236万，南方实有252万，总计达488万户，南北比率各占全国总数的52％和48％。如果再加上各类隐户及兵户、营田户、僧道民众，当时人口大概不会少于550万户、3000万口。 [2] [52]

赋役

五代十国时期，一些国家的赋役征敛相当苛重。当时，各国多沿用唐制，夏秋两征。各国时常检核农民的现垦耕地，据以确定岁租额。但官吏和地主往往相互勾结，以致赋税负担贫富不均。额外收耗名目也繁多。后唐时，官府规定收耗数额是每斗税谷加收1升，后汉时增至2升；雀鼠耗是每斗加收2升。有的官府大斗收进，小斗输出，结果百姓每输1石租须纳1石8斗粮。各国甚至向农民“预借”夏秋税，有的官府在饥荒和蝗灾之年，仍分派使臣到处搜括民谷，使大量民众饿死或流亡。两税以外，还有许多杂税：如按人征收的丁口钱、盐钱；按亩摊派的魏钱、农器钱、牛皮税等；又有盐铁税、茶税、屋税、鞋钱等杂税。州郡官吏常常增益赋调，县吏向里胥厚敛，里胥便重征于民，名目繁杂，税率屡增。随着商贸的发展，各国多重征商税，并有过税和住税之分，这种办法为北宋所沿袭。 [70]

由于战争频繁，兵役负担沉重。当时为了防止士兵逃亡，特在士兵脸上刺字记其军号，以便各地关津识认、追捕逃兵。另外，各地都征派男女从事运输，无数人畜累毙途中。赋役严重，使战乱破坏严重的北方社会经济难以复苏，也大大阻碍了南方经济发展的进程。 [56] [70]

农业

唐朝后期至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的经济因为长期的战乱、天灾而残破不堪，河北、河南、山东与关中一带都是战乱区。例如天福八年（943年）晋出帝时，春夏中有早灾，秋冬有水灾，蝗虫大起，境内竹木叶都被蝗虫吃光；再加上军事上人为的决黄河水，水浸汴、鄂各州，使北方的生产遭到极大破坏。相对的，自汉魏六朝以来，比较平稳的江南、湖广与巴蜀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而十分兴盛，成为中原人民投奔的地方。在加上华南地区被细划分数国，各国为了提升经济力莫不细心经营，这使得十国的经济力远胜于重武力的五代。

虽然五代战乱不堪，但仍有不少君王提振经济。梁太祖称帝后重视农业，他任张全义为河南尹，以恢复河南地区的生产。开平二年（908年）又令诸州灭蝗以利农桑。 [3]唐明宗执政期间，提倡节俭，兴修水利，关心百姓疾苦，使百姓得以喘息。到后周时，周太祖为了减轻农民压力，于广顺二年（952年）直接将兵屯的营田赐给佃户，以提升税收；并且废除梁太祖朱晃实行的“牛租”，使农民免除牛死租存的负担。 [20]到周世宗时，建立均田制，按实际占有田亩征税。这不同于隋唐前期的旧制，而是同两税法之后普遍实行税产是一致的。 [3]

唐末五代的韩鄂参考唐朝以前的农书如《齐民要术》等，撰写出农书《四时纂要》。书中采用了“月令”的形式，按月编排农民每月应作的事宜，其中以农业为主体。此外也记录许多当代的农业技术，其中还首次记载茶树、棉花、香菇和薯蓣等作物的栽培技术以及人工养蜂。唐朝的茶叶研究到五代时仍然盛行，其中前蜀毛文锡着有《茶谱》等。 [25]

由于五代时期的河患增多，治河规模和次数都较前代为多。再加上南方十国极力发展经济，一些沿海堤防或河道工程也积极建设。五代时已有遥堤出现。同光二年（924年）后唐时修筑酸枣河堤，于隔年由符习成功修复。五代还使用“帚工”来护岸、堵口、护堤的水工建筑物。主要是将薪柴、竹木、软草等夹以土石捆扎成帚捆，然后连接起来，具有很好的抗水冲击作用。最后在宋朝成熟并被普遍推广使用。 [25]

南方十国提倡经济发展，并且重视兴修水利，防水治害。例如吴越、南唐奖励农桑；闽及南汉促进海外贸易；前蜀和后蜀亦能发展农耕丝织，此均能令南方的经济得到发展。巴蜀地区在唐朝就十分富庶，有天府之国之誉称。经历战乱后，在前蜀王建与后蜀孟知祥、孟昶父子的经营下，政治相对稳定。他们又注重兴修水利，广泛耕垦，在褒中一带还兴办了屯田，使得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后蜀时期，“百姓富庶”、“斗米三钱”，米便宜到一斗三文钱。而两广地区也让不少人迁居，五十年来，南岭以南无事，使得南汉府库逐渐充实。

五代十国·吴越钱王祠

吴与南唐、吴越所在的两淮、江南与太湖地区在隋唐时期十分繁荣，是唐朝的粮食重镇。 [21]历经庞勋之变与黄巢之乱后也逐渐回复，当地朝廷支持大规模开垦荒地，并且修筑水道。吴和南唐在丹阳疏浚练湖，在句容疏浚绛岩湖，在楚州筑白水塘，在寿州筑安丰塘，少者溉田数千顷，多者溉田万顷以上。吴越王钱镠在钱塘江修筑钱塘江石塘以防海潮侵袭， [22]并且疏浚西湖、太湖和鉴湖等， [23]又募民开垦荒田，免征田税，使杭州一带成为江南富裕之城。而福建地区在唐朝后期经济力不强，王潮、王审知兄弟领有闽国后，他们劝民农桑，在连江县车湖周围筑堤，可溉田四万余顷。南唐和吴越的农民还修建了一种圩田，即围田。旱则开闸引水灌田，涝则关闸拒水，把低洼的涝地变成良好的耕田。而湖广之地，在东晋南朝以来也十分兴盛。马殷据湖南建国楚国后，不断提升湘中、湘西的粮食产量。在周行逢据有湖南时，人民“率务稼穑，四五年间，仓廪充实”。这些都使得长江中下游一带成为“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的余粮区，到宋朝更有“苏常（或湖）熟、天下足”的说法。 [19]

南方除了粮食作物兴盛之外，在茶叶、丝绸与棉花等经济作物也十分兴盛，且进入专业化的地步。当时茶叶除了种于山区之外，也有建立于平地丘陵制之上。根据《四时纂要》记载当时江南茶园时分发达。五代时，楚国马殷对于茶叶、植桑养蚕与棉花十分兴盛，带动楚国的商业与贸易发展。闽国发展经济产物茶叶，又奖励海上贸易，大举提升当地的经济。 [19]

手工业

诸国混战虽然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但社会生产仍未中断。即使在华北地区，后梁建国初和唐明宗在位时，都曾分别采取某些恢复生产的措施。后周时，手工业如纺织、造纸、制茶、晒煮盐等生产也有所发展。 [24]

印刷

雕版印刷最初是在民间流行，在五代十国时期尤为突出，其中以江南和巴蜀两地比较发达，不仅有民间书肆出售的佛经和日用各书，而且士大夫阶级所读的儒家经典也用雕版印刷发行。雕版印刷较发达的前蜀，印刷品主要是占卜书、字书等。到后蜀时专门印制，导致“蜀中文学复盛”。长兴三年（932年），后唐大臣冯道提议官方采行雕版印制《诗经》《书经》《礼记》等“九经”。这个计划由国子监实现，没有因为战乱而中止，直到周广顺三年（953年）六月才刻印完毕，共二十二年。从此，刻本“九经”广为流传。此后朝廷刊印经书的数量增加，这个任务也交给国子监负责，书版也收藏在国子监内，被称为“监本”。 [24]在后汉时，又将《周礼》等未刊的“四经”刻版印行。刻印“九经”促成儒学经典的普及，有利于文化的传播。 [18]

陶瓷

五代十国时期瓷器延续了唐代的制瓷技术，并且在器形风格和纹饰上都有对晚唐风格的继承，同时在成色稳定性上有所改进，整体风格独特优美 [64]。这一时期，民窑与官窑分道扬镳，争奇斗艳，成为一色釉瓷器盛行的时期。官方创设官窑，专门供应皇室和官员所用。在北方有后唐、后周的御窑，在南方有吴越国的秘色窑，西南方有前蜀、后蜀的官窑。而民间也保持优良的传统，例如位于河北的定窑即十分兴盛。而吴越国的越器，其烧制技术优良，十分有名 [24]。五代的陶瓷匠师更是创造出“雨过天青”的传世之宝，成为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 [25]。制窑技术也远传国外，后梁时期（918年），高丽便学会中国的造瓷技术，并在康津设立了窑厂，此后又陆续传到了日本及西方各国 [24]。

造纸

澄心堂纸产于安徽歙县，是五代时期的名纸之一。南唐后主李煜极力推崇此纸，特意将金陵官府的一幢房子命名为澄心堂，作为作诗藏书之地，故此纸名“澄心堂”。自五代南唐后，澄心堂纸一直被列为历代王朝的贡品。 [73]

商业

南唐的唐国通宝(2张)

由于诸国林立，兵祸连年，五代十国期间各地的商贸往来受到了严重影响。如蜀国法令规定：“不许奇货东出”后周规定贩运食盐不得逾越漳河。但是，通商贸易、互通有无是大势所趋。当时南方政权林立，摆脱北方经济负担，而且君王重视生产发展，发展出若干个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蜀地是农业、工商业发达地区，仓库饱满。江南两淮重农桑、茶叶、水利与商业贸易，其中吴越、闽国与南汉的贸易最为兴盛。湖广要靠卖茶和通商，运茶到黄河一带，交换衣料和战马以获利。江南人所需的一部分食盐也依赖华北供应。北方中原王朝从契丹、回鹘、党项买马，蜀向西边各少数族买马。这些区域彼此互通有无，并与华北、外国通商贸易，商业十分兴盛。所以，南方至此已完全代替北方成为全中国地区的经济中心。 [19] [57]

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也很兴旺，东自日本，西至大食，南及占城、三佛齐，都有商业往来。明州、福州、泉州、广州都是外贸重要港口。吴越、南吴和南唐从海外输入“猛火油”使用，还从海道再输往别国。 [57]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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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词条：五代十国艺术

五代十国时期是词发展的关键时期，禅宗也在本时期进入全兴期。绘画方面，不论南方北方都有独到之处。 [27]

史学

中华书局点校版《旧唐书》书影

五代十国时期最重要的史学着作是《旧唐书》。在唐代，原有吴兢、韦述编撰的前朝国史，历朝实录也比较完备。但由于安史之乱和藩镇战争，历朝实录多有亡佚，特别是唐武宗以后六十年的实录未能流传下来。这使唐史的修撰遇到困难。五代时，政府首先重视了搜集唐史料的工作。梁末帝下诏征集唐代的家传以及公私章疏；唐明宗设三川搜访图籍使到成都一带搜寻唐实录，并明令保护唐人碑碣，这就为《旧唐书》的编撰做了重要而及时的准备。后晋天福六年（941年）至开运二年（945年），刘昫（挂名监修）、赵莹、张昭远等人撰成《唐书》二百二十卷（今本均为二百卷），后世称为《旧唐书》。尽管历来认为《旧唐书》有不少缺点，主要是对原始材料缺乏加工，唐宪宗以前多照抄国史、实录，而唐穆宗以后系编纂杂说、传记，但也因此保存了大量唐代的原始资料，受到后世史学家的重视。 [18] [71]

此外，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时的朝野逸事，王定保撰《唐摭言》详述唐代贡举制度，尉迟偓撰《中朝故事》记载唐末四朝的旧闻，刘崇远撰《金华子》记叙唐末朝野故事，孙光宪撰《北梦琐言》记载唐及五代土人逸事，等等。这些五代十国时期的撰着都有不同程度的史料价值。 [18]

文学

文章

五代诗、文沿袭晚唐遗风，崇尚词藻华丽，大多内容空洞。时当乱世，士人大多竞以科举入仕。如冯道所说：“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耶！”五代初，文士李袭吉任河东节度掌书记，为晋王李克用撰“羽檄军书”，“为文精意练实”，“辞理宏健”，而“动据典故，无所放纵”，可说是代表一代文风。而唐末五代罗隐《谗书》的小品文，讽刺现实，一针见血，在五代文坛中放出异彩。 [49]

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