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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事儿？”

“还能哪事儿，许文革呀。”

“哦哦，许文革。”同学俨然已经忘了，在杜湘东的提醒下才想起来，却又显得不大相信，“一直没消息，怎么会突然就有了呢？”

杜湘东便把情况说了。他分析，姚斌彬他妈常年独居，除了和他自己，并未与机械厂以外的人有过联系，那么有谁会专门给她汇款，而且还不是一笔小钱呢？极有可能是在逃的许文革。又从汇款的时间和地点上推测，如果真是许文革，那么他目前八成还流窜在山西省大同地区，定位具体到乡镇一级。说这话时，杜湘东嗓音颤抖，伴随着咳嗽，仿佛被“逃犯”“流窜”等字眼儿呛着了。

没等他理顺调门儿，同学就截断了他：“知道了。”

那种轻描淡写的口气让杜湘东有点儿犯蒙。他追问：“你们准备怎么办？”

“照章办。我会把你的线索转到‘追逃办’，再由他们那边联系当地公安局。”

杜湘东叫起来：“那怎么行？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许文革比一般逃犯有脑子，反侦查能力极强，所以才会通缉了这么多年都没抓到。而且基层的警力、装备都和北京比不了，说句不好听的，办案也没那么专业，如果这事儿还走常规程序，没准儿又会让犯人跑掉。跑了再抓可就难了。”

同学反问：“那你说怎么办？”

杜湘东说：“当然是从北京派人，最好你带队，立即去。到了地方先暗中排查，如果许文革还没来得及往别处流窜，应该能摸清他的踪迹。到那时候也不能急，得慢慢收网，还得多做几种预案，必要的时候再要求其他部门配合……”

“哟，你也知道人跑了就难抓了呀。”同学不满于杜湘东越俎代庖的态度，阴阳怪气地“刺儿”了一句。随后叹了一声，话竟说得难得地诚恳了起来：“可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工作状态，知不知道许文革那案子之后北京又出了多少事儿多大的事儿？就拿眼巴前的来说，前两天的报纸你也看了吧？七个外地女孩儿住在一套单元房里，一夜之间全让人捅死了，血都流到楼下邻居家里了，肠子绞在一块儿都分不清楚哪段儿是哪个人的了。为了这案子，我已经带人在大兴蹲了半个月，两天两宿都没合过眼——我们哪儿有人手奔到外地明察暗访？哪儿有功夫兴师动众地对付一个几年没音信的许文革？况且现在还不确定那到底是不是许文革，你不也只说了‘可能是’吗？”

“那这陈年旧案就没人管了？”

同学嗫嚅了一下：“我要再说什么‘天网恢恢’那是糊弄你，咱们警察跟警察之间，就别来那一套了。我只希望你能理解我们——时过境迁，这世道变得太快。姚斌彬和许文革那案子，主管领导早调走了，案子的意义也跟当年不一样了。当年有当年的重中之重，现在有现在的当务之急。人都活在现在，能顾得上的也只有现在，对吧？”

“……对。”

“那我先忙，有事儿再联系。”

杜湘东挂了电话，木然半晌，突然朝面前的砖墙擂了一拳。墙纹丝不动，手却戳得生疼。

然后，他脸色阴沉地坐车回家，到家时已近傍晚，宿舍楼都亮着灯，只有他家黑着。他本以为刘芬芳负气走了，“回北京”了，但开门进去，却见她还在，只是歪在床上不理人。俩人也没了做饭的兴致，到食堂随便打一口吃了，又发了会子闷，说声“睡吧”，就铺床躺了上去。躺着什么也不干，各自望向深邃的天花板。发呆很久，刘芬芳才开了口：“琢磨得怎么样了？”

说的还是辞职的事儿。杜湘东实事求是地回答：“没怎么琢磨。”

刘芬芳说：“那你想什么去了？这都一天了。”

杜湘东说：“想个案子。”

刘芬芳说：“什么案子？”

杜湘东说：“好多年前，那俩犯人逃跑的案子。”

刘芬芳便沉默。片刻又说：“那案子我记得。跑了俩，你追回来一个带枪的。你当时知不知道他带着枪？”

杜湘东说：“知道。枪丢了，我只能先追那个带枪的。”

刘芬芳说：“你没想过可能会牺牲？”

杜湘东说：“当时那么急，哪儿想得到这个。”

刘芬芳说：“那你就没想到我？”

杜湘东说：“那时你不都要跟我掰了嘛。”

刘芬芳就扑哧一笑。她已经很久没扑哧一笑了，在黑暗中，杜湘东仿佛看到了她的正脸像红苹果，侧脸有几分像吉永小百合。笑完她又说：“你也算对得起这身警服了。辞不辞职，现在你得给我个说法。我二姐说了，他们那边急，时间不等人。”

杜湘东便也沉默。片刻道：“不去了。我干不了别的。”

说这话时，杜湘东似乎并不为难，然而话刚出口，心里还是一痛：这意味着他失去了一个“机会”，也意味着他和刘芬芳还得无限期地穷着、分居着。他又想起了下午与刑警同学的对话。人家不仅是在解释案子跟踪不下去的原因，更相当于在世界观的层面上启迪他，教育他。人都活在现在，能顾得上的也只有现在。而“现在”又是一个飞驰的、稍纵即逝的概念，一旦被甩下，就可能永远也抓不住它了。这个道理同学懂，刘芬芳懂，他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人几乎都懂，好像只有杜湘东一个人不懂似的。

然而心里的坎儿终究迈不过去。杜湘东的思绪飘浮，又回到了多年以前的另一个下午。在那天，姚斌彬入土为安。一个大活人被抓进去，回来的只有一捧骨灰，装在最便宜的骨灰盒里。盒儿上没镶照片，连名字都刻得浮皮潦草的，墓地也不是正经公墓，而是厂里找旁边村子说了说，在田埂之间起了个坟头。街坊四邻帮着挖了个坑，搀扶着姚斌彬他妈把骨灰盒放进去，七手八脚地填满土，再立上一块仅注明生卒年份的水泥碑。姚斌彬，生于一九六八，死于一九八九，年二十一。安顿停当，众人便散去，只留下杜湘东站在女人身后。

母亲呆看着儿子的新坟。刚入土的人，按理是该祭一祭的，姚斌彬他妈却没带着水果点心。她半趴半跪，在坟前伏了片刻，然后从怀里摸出一沓纸来，划了根火柴将它们点燃。日光明媚，看不见火，只有一条黑色的痕迹在纸上不紧不慢地啃食。杜湘东往前跨了半步，这才发现那些纸他曾经见过，是厂里给打的医药费欠条，都盖着大红章。但他却像被慑住了似的，只是静默旁观，并未上前阻止。姚斌彬挣的外快都变成了欠条，现在把欠条烧给他，这里面似乎蕴含着不可言喻的公道。然而随之而来的一个念头却让杜湘东心惊胆战：把旧账一笔勾销，这是否也说明姚斌彬他妈不想活了？

杜湘东想叫女人一声，却张不开嘴。

姚斌彬他妈倒像猜到了他的心思，回头笑了：“杜管教，你放心，姚斌彬是为我死的，我就算是为了他也得活着。”

于是她活到了今天。想到这里，杜湘东的心便安宁下来，像深不见底的夜空。愧疚感还是存在的，说一千道一万，只是苦了刘芬芳。而令他纳闷的是，当他已经做好准备承受刘芬芳的抱怨乃至咒骂时，刘芬芳偏又不作声了。她静静地躺在他身边，与他保持着谨慎的距离，连呼吸都是若有若无的。她睡着了吗？当然没有。她正在和他一样睁眼看天。

俩人干巴巴地躺了一宿。天快亮了，刘芬芳的语言能力才得以恢复。她说：“杜湘东，你还不如那俩犯人。犯人还知道跑，你连跑都不敢跑。”

借着东方既白的微亮，杜湘东瞥向刘芬芳。她的枕巾湿了一片，眼肿得像个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