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李大钊(1/3)

首发：~第4章 李大钊

一、李大钊的生平轨迹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彼时的中国，正深陷于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与封建统治的腐朽不堪之中，国家和民族濒临危亡的绝境。在这样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李大钊的人生注定与救国救民的伟大使命紧密相连。

李大钊自幼聪慧好学，展现出了非凡的求知欲和敏锐的思维。1905年，他考入永平府中学堂，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到一些新思想、新文化，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中学时代的学习经历，为他日后的成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07年，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他系统地学习了政治、法律等方面的知识，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学识和素养。同时，他也积极关注社会现实，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深感忧虑。在求学期间，他目睹了封建军阀的腐败统治和国家的内忧外患，心中救国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

1913年，为了寻求救国的真理，李大钊毕业后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在日本，他开始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些新思想，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当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李大钊义愤填膺，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号召国民奋起反抗，展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责任感。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他参与创办和编辑了《晨钟报》《新青年》等进步报刊，宣传民主、科学精神，猛烈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他和他的战友们以笔为武器，用文字唤醒了无数中国青年的爱国热情和进取精神，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注入了新的活力。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李大钊备受鼓舞，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从中看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曙光。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李大钊热情投入并参与领导了这场运动，在运动中和运动之后，他更加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传播。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了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1920年初，李大钊等革命家开始商议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1920年3月，他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同年秋，他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李大钊为党的创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他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党的三大、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他领导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党的组织，掀起了北方地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他深刻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明确提出“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他还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亲自出面做冯玉祥等国民军将领的工作，推动他们参加国民革命。同时，他积极推动建立统一战线，1922年至1924年，他受党的委托，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李大钊毫不退缩，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在狱中受尽了各种严刑拷问，但他始终坚守信仰，初心不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同年4月28日，李大钊惨遭反动军阀绞杀，牺牲时年仅38岁。

李大钊的一生，是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不懈奋斗的一生。他以坚定的信念、无畏的勇气和卓越的智慧，为中国共产主义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精神和事迹，将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二、时代背景与成长之路

1．晚清末年的社会风云

晚清末年，中国深陷内忧外患的艰难处境，犹如一艘在狂风暴雨中飘摇的巨轮，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从外部环境来看，列强的侵略如狼似虎。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后，西方列强接踵而至。《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丧失了大量的领土、主权和财富。巨额的赔款让本就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国家财政陷入困境。例如，《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偿日本白银二亿两，这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同时，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控制了中国的海关、铁路等重要经济命脉，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内部的封建统治腐朽不堪。清政府政治腐败，官员贪污成风，卖官鬻爵现象屡见不鲜。封建专制制度严重束缚了社会的发展，阻碍了新思想、新技术的传播。土地兼并问题极为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或流民，生活困苦不堪。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如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最终被镇压，但极大地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

在文化方面，传统的封建礼教和旧道德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严重压抑了人性和社会的进步。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才大多只知死读经书，缺乏实际的治国理政能力和创新精神。

李大钊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他亲眼目睹了国家的衰败和人民的苦难，这使他从小就对祖国的命运深感忧虑。国家的危亡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救国救民的决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意识到只有寻求新的思想和道路，才能挽救民族于水火之中。这种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旧制度的不满，促使他在日后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和革命事业，努力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晚清末年的社会风云成为了李大钊思想形成的重要土壤，为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求学之路与思想启蒙

李大钊的求学之路，宛如一条蜿蜒的长河，不断汇聚着新思想、新文化的活水，为他日后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奠定了坚实基础。

1905年，李大钊考入永平府中学堂。在这所学校里，他进一步展现出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校园中，他常常与要好的同学围坐在一起，热烈地讨论国家大事，激昂的话语中满是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与关切。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着作如同一束束新思想的光芒，照亮了李大钊求知的道路。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籍，几乎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这些着作中所倡导的改良思想和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让李大钊开始接触到不同于传统封建思想的新观念，拓宽了他的视野，也在他心中种下了变革的种子。

1907年夏天，李大钊与同学一同前往天津报考学校。当时天津有三所学校正在招考，分别是北洋军医学校、长芦银行专修所和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李大钊对军医专业不感兴趣，虽然被银行专修所录取，但他认为“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他深感于国势的危迫，急切地想要深入研究政理，寻求挽救民族、振奋国群的良策，于是毅然决定报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这所学校的六年时间里，李大钊系统地学习了法政诸学和英、日语。那时，“新学”的资产阶级文化与“旧学”的封建文化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李大钊广泛地接触到“新学”，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开始思考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和变革的方向，革命的志向也在不断前进的道路上逐渐孕育。

1913年冬天，李大钊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日本，他住在中国留学生青年会，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时常聚在一起，热烈地谈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深入探讨对宇宙和人生的看法。尽管李大钊平时不善言辞，但一谈起天下事和古今得失，便滔滔不绝，展现出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刻思考。在这个时期，他开始研究关于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着作，这为他打开了一扇全新的思想之门。同时，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了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和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积极组织神州学会进行反袁活动，并以留日学生总会名义发出《警告全国父老》通电，号召国人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誓死反抗。这些行动充分展现了他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

李大钊在永平府中学堂、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和东京早稻田大学的求学经历，使他不断接触到新思想、新文化，逐渐从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青年成长为具有先进思想的革命者。这段求学之路为他日后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知识基础。

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征程

1．十月革命的触动与转变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如同一道划破黑暗夜空的闪电，给世界带来了新的曙光，也深深触动了远在中国的李大钊。彼时的李大钊，虽已是一位满怀爱国热情的民主主义者，但仍在苦苦探寻着救国救民的真理。

在此之前，李大钊目睹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失败，看到了共和制度在中国的艰难前行，也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积极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试图唤起民众的觉醒。然而，中国社会的现状依然令人痛心疾首，军阀混战、列强欺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依旧岌岌可危。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李大钊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可能。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场革命与以往的资产阶级革命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推翻剥削制度为目标的革命，为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

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志》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这是中国人最早指出俄国十月革命与法国革命性质不同的文章。在文中，他详细比较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差异，深刻认识到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新文明之曙光”。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李大钊开始关注和研究俄国十月革命，也为他思想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接着，李大钊又连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着名论文，热情歌颂十月革命。他在文章中高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表达了对十月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对社会主义未来的美好憧憬。这些文章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激发了无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追求。

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李大钊自己的觉悟也得到了迅速提高。他开始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阅读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着作和文献。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思考，他逐渐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从此，李大钊完成了从爱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转变。他成为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开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他的思想转变，不仅影响了他自己的人生轨迹，也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着书立说与宣传实践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征程中，李大钊通过一系列重要文章，如璀璨星辰照亮了黑暗中的中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

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在这篇文章里，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分析能力，详细对比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他指出，法国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而俄国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新文明之曙光”。这一观点犹如拨云见日，让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首次清晰地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与以往革命的本质区别，为他们打开了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窗口，引导众多进步人士开始关注和研究俄国十月革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拉开了序幕。

同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在《庶民的胜利》中，他热情洋溢地欢呼：“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他深刻认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则代表了庶民的胜利，是劳工阶级的胜利。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他详细介绍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内涵和目标，指出布尔什维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他高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两篇文章以激昂的文字和坚定的信念，向中国人民传递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激发了无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向往和追求，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营造了浓厚的氛围。

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是李大钊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着作。他在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他指出，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政治经济学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科学社会主义则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指明了方向。《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使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系统、更准确的认识，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许多进步青年正是通过阅读这篇文章，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此外，李大钊还发表了一系列其他文章，如《新纪元》《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在《新纪元》中，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号召中国人民顺应历史潮流，积极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则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道德的起源和发展，批判了封建旧道德，为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

李大钊的这些文章，犹如一把把火炬，照亮了中国人民在黑暗中摸索的道路。它们不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激发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和民族觉醒。在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群众基础。

3．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战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一些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开始涌现。李大钊挺身而出，积极参与论战，有力地扞卫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1919年，“问题与主义之争”爆发。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社会革命，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认为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用处的，劝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

李大钊随即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予以回应。他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关系。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来作准则。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能够为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正确的方向。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制度的问题，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改变现有的经济基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具体问题。李大钊的这篇文章，有力地驳斥了胡适的改良主义观点，坚定地扞卫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社会革命的主张。

之后，又发生了“社会主义论战”。当时，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中国应先发展资本主义，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中国产业落后，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应该依靠绅商阶级来发展实业。